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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个儿子死于战争,日本母亲痛哭流涕!这句话说出口,忒没人性!

4个儿子死于战争,日本母亲痛哭流涕!这句话说出口,忒没人性!

狭隘民族主义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。从中日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、第一次世界人战、柳条湖事件,到“七·七”事变,每逢政府发动侵略战争,日本民众便狂热地协助政府进行对外战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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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到“七·七”作变后的全面侵华战争期间,大众的狂热情绪趋于颠峰。第一,民众狂热的战争情绪成为政府发动和进行战争的有力后盾。《文艺春秋》杂志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时,以“如何看待满洲事变?”为题进行民意测验,调查的对象是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普通民众。在被调查的11人中,有10人明确表示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。1937年12月13日日军军攻陷了南京城,消息传内,各地举行游行活动。一位老人说:“这是日清战争(甲午战争)23年来从未有过的喜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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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部分大众自觉地为战争物质的生产和供应努力工作。他们积极响应政府“灭绝争议,产业合作”的倡议,自觉地投身于统治阶级掀起的“产业报国运动”。据统计,参加“产业报国会”工人的人数1939年为299万人(占有组织工人总数的43%);1940年为483万人(占66%);1941年为517万人(占70%)。

就是普通日本妇女都在积极支持战争。她们自觉地参加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’’和“爱国妇人会”,成为政府进行战争的有力后盾之一。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人数增加情况与侵略战争成正比。就“大日本国防妇人会”来说,1934年有54万人华北事变”发生后的1935年12月迅速增到255万人,全面侵华战争后的1937年12月又猛增加到684万人,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,参加该组织的妇女多达925万人。这说明,越来越多的日本妇女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战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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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期间,“妇人会”会员中普遍存在着“无论如何要取得胜利”的共同心理,积极从事各种有助于战争的实际工作。或热情送迎士兵出征与“凯旋”;或主动接待伤员、保存官兵遗骨和慰问军属;或从家乡向前线官兵发出慰问信;或号召广大妇女“停止美容烫发”“剪去和服的长袖”“省下每一块铜板”等等。有些妇女甚至鼓励并亲自将自己的儿子送上侵略战场。有一位日本妇女的四个儿子死于战争,对安慰她的人说:“我不哭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;我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。”

由于受到了来自国内母亲们的精神鼓励,身为儿子的士兵们才产生了为天皇的“圣战”效死战场的极端心理。一位日本士兵发誓道:“亲爱的母亲,我要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大君。身为男儿,为能死于战场而无比荣幸。我准备欣喜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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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妇女还为战争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努力工作。一位叫远腾年子的女靑年战争期间在九州航空补给厂工作,为能亲自给日本特攻飞机供应油料而感到无比荣幸。当日本战败投降,她“禁不住眼泪盈眶,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”,称:“在我的青春中没有悔恨!”

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,日本统治阶级在这半个多世纪中,大约每隔10年左右的时间就挑起一场对外冲突或发动一场对外战争。除了最后一次侵略战争失败外,以往历次战争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。战争的连战连捷对国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趋向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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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战争作为促进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方式,直接规定了日本国民国内一遇危机就从外部寻找出路的“外向型”思维方式。日本民众虽然在本国的近代化建设中受到严重的剥削,付出了巨大的牺牲,但目睹一次次战争给日仁经济带來的空前繁荣和台阶式跃进的事实,国民中间同样萌生了只要征服邻国就能繁荣日本的想法。甚至把对它国的侵略当作摆脱自身贫困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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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,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《神户新闻》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,要人们就“满洲事变”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一车夫说:“如果通过此次事变占领满洲,不!占领整个支那,日本就会成为富翁。我准备全力协助”。一位剧场主和一位饭店的女主人也异口同声地说:“由此可以期待生意不景气状况的好转。”可见这种国内一遇危机就从外部寻找出路的想法,几乎成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思维方式。这种思维方式一旦被军国主义分子利用,国民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了侵略战争的支持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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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,从对日本民众的心理影响看,以往历次战争的连战连捷使民族沙文主义急剧膨胀起来。明治初年的父母亲有口必谈“如果我有女儿,就一定嫁给一个大学生”,甲午战争以后变为“如果有女儿,就找一个军人作女婿”。甚至有人说:“如果没有军人,简直天都不会亮了。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变。日本国民这种心态,与固有的皇国观念相结合,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对遥远未来想象。因此,经济上的动因和心理上的驱动,很容易诱使部分国民对侵略战争盲从和支持。